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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紀念改革開放40周年:一位海外學子的經曆與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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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9-01-09 10:03

                    • 在這樣一個特殊背景下,如何處理大國關系的變化,如何應對管控分歧,如何延續前期的經濟增長奇迹?對中國經濟而言是個極大的挑戰。

                      沈建光 40年前,中國開啓改革開放之路。40年的偉大成就,是人類曆史上經濟發展的奇迹,打破了許多記錄,如近10%的高增長維持了40年,消除了世界上最多的貧困人口。在今年改革開放40年這一特殊年份,中國內外部環境卻發生了深刻的變化,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全球化進程遭遇挫折,市場擔憂情緒空前加大。在此背景下,有擔憂認爲,在外部壓力之下被迫加速國內市場開放,對中資企業不利,特別是服務業和金融行業大舉開放,會對國內産業格局産生沖擊,影響中國經濟。

                      結合我過去25年在海外的經曆與觀察來看,中國進一步加大開放其實並非是外部環境所迫,也是出于自身發展的現實需要,延續改革開放成功經驗是最好的選擇。其實過去40年,中國經濟發展也並非一路坦途,相反,曾幾度面臨危機,海外看空情緒高漲,但中國並未出現想象中的危機場景,究其原因,在于無論遇到何種困難,中國都以開放促改革,以改革促發展,一路披荊斬棘,開放程度不斷擴大,與全球經濟融合度亦不斷深化,直至今日成爲世界最大貿易國和第二大經濟體,對世界的影響力與日俱增。

                      成功抵禦亞洲金融危機,中國對外開放加快起步

                      1992年是中國改革開放史上的一個重要年份。彼時國內對于改革開放有諸多爭論,面臨“改革開放是姓社還是姓資”的質疑,鄧小平在92南巡系列講話中堅定回應:“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就沒有出路”,“改革開放膽子要大一些,敢于試驗,不能像小腳女人一樣。看准了的,就大膽地試,大膽地闖”。鄧小平南巡講話將中國改革開放進程推向了一個新的階段。

                      那年,我首次踏出國門,來到北歐求學。初到北歐,除了新奇之外,更多感受到的是當時中國和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作爲一名留學生,彼時上海的學生公交月票僅爲6元,而在芬蘭一次公交車票就要人民幣12元,生活成本差距十分懸殊。當時芬蘭的大學畢業生收入要超過1萬元人民幣,而上海名牌大學如複旦畢業生不到千元的收入高出十幾倍。反觀當下,芬蘭大學畢業生的收入還是人民幣兩萬多不到,但北京上海的名牌大學畢業生收入已經和芬蘭不相上下了。這背後是中國經濟發展迅速,居民收入快速增長。每到購物季歐洲各國的奢侈品店都排滿了來自于中國的消費者,中國企業跨國收購歐洲企業也屢見不鮮,這些在二十年前是難以想象的。

                      九十年代初,中國整體開放程度仍然較低,加上經濟基礎薄弱,整個歐洲專職關注中國經濟的學者可謂鳳毛麟角。我畢業後先後加入芬蘭經濟研究所與芬蘭中央銀行,主要負責亞洲經濟研究,但最主要是中國經濟的研究。令我印象深刻的是,海外經濟學家當時對中國了解不深,首次讓他們感到驚訝的是,中國在亞洲金融危機時擊退國際炒家的表現。當時東南亞國家貨幣大幅貶值,資金撤離,香港也一度岌岌可危,港幣與美元的挂鈎危在旦夕,國際社會對待中國能否守住港幣,進而守住人民幣,防止危機傳染的前景十分悲觀,要知道當時中國的對手之中有成功的狙擊英格蘭央行而一戰成名的資本大鳄索羅斯。

                      而當時朱镕基總理在多方權衡之下,做出了一個非同尋常的決定,確保人民幣不貶值。其後,在中央政府支持下,香港政府采取救市行動,動用千億港元,打爆了投機者做空的倉位,擊潰了國際炒家做空大鳄索羅斯的狙擊,打贏了港幣保衛戰。事後來看,正是亞洲金融危機中,中國政府堅持人民幣不貶值的操作,頂住了壓力,避免了香港與內地金融的動蕩,阻擋了金融危機傳導至香港甚至全中國,爲中國此後成爲世界制造業中心打下了基礎,而且贏得了國際聲譽。

                      自亞洲金融危機之後,中國加快推進商業銀行改革、國企改革、同時,加入了世界貿易組織,通過改革與相對穩定的市場環境,吸引了全球制造業紛紛流向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進一步加快,中國的改革開放爲中國經濟後來的長期繁榮奠定了基礎。對比之下,當時遭受亞洲金融危機洗禮的國家,元氣大傷,相當長時間陷入低迷。

                      回到當下,近年來在美元升值周期背景下,人民幣也幾度遭遇明顯做空壓力,但正是得益于亞洲金融危機時刻莫讓人民幣一次性大幅貶值的成功經驗,中國采取了及時的穩彙率舉措,如今看來,伴隨著外部風險的緩釋,彙率大幅貶值預期也得到扭轉,爲中國經濟平穩健康發展奠定了基礎。

                      艱難談判入世,中國對外開放迎來加速期

                      2001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成爲了中國對外開放史上的又一個裏程碑事件。但回頭來看,當時謀求入世的談判過程並不順利,一波三折。不僅面臨國際社會的艱難斡旋,甚至還曾面臨來自國內的不解,擔心入世對汽車業、金融業和農業造成沖擊,國內存在不少反對聲音,甚至有指責認爲謀求入世無異于賣國。

                      彼时,我以经合组织OECD受邀顾问的身份,与一些研究中国經濟的国内外专家一起来到巴黎,帮助进行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的评估。其中一些中国政府选派的优秀专家学者,现在已经成长为国内宏观政策的核心决策者。我承担的是入世后汇率改革与資本项目开放的课题。在这个OECD 当时最大的项目中,研究学者们全面平衡了入世对中国的利与弊,更好的支撑了当时中国政府的决定,即入世对于中国的冲击有限,相反竞争会给中国企业更多的学习机会,让中国迎来快速发展的机遇,會議成果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和世界經濟——中国入世的挑战》,OECD的秘书长后来在拜访北京时,亲手将它作为礼物,送给了当时的总理朱镕基。事后来看,我们又不得不感慨,开放市场、积极入世对于中国的意义之深远,其让中国与世界接轨,让中国經濟在全球化的竞争下实现增长。入世后,不仅早前的担忧没有发生,中国汽车行业、金融行业也在引入外部竞争、适应与参与国际规则的背景下,获得了长足发展。

                      之後我去了中國人民銀行和美國麻省理工學院做訪問學者,隨後在2003年加入歐洲中央銀行,成爲歐央行第一位專職研究亞洲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我的工作主要是研究中國經濟。即使像歐央行這個世界最主要央行之一,也直到2003年才覺得有必要設立專職研究中國的研究人員,可見中國經濟此前對國際經濟的影響有多小。

                      而中國經濟在這十多年迅速壯大,對全球經濟的影響力大幅增加。中國經濟在入世之前的排名世界第六,躍升爲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第一大工業國、第一大貨物貿易國、第一大外彙儲備國。

                      回到當下,在美國大舉揮動貿易關稅大棒的背景下,中國依舊以開放的姿態作爲回應,承諾加大服務業與金融業的開放程度,雖然是外部需求,但也符合中國自身發展的需要。

                      當然,有擔憂認爲,大舉開放對中資企業不利,或者沒有給與中資企業足夠的緩沖期,但我認爲,引入競爭機制對于國內企業而言危中有機,改變制度優勢下的坐享其成,在競爭中提升國內企業全球競爭力,是中國企業進一步走向國際市場的需求。而從中國對外開放的實踐來看,入世後,外資銀行在中國的資産規模占比先增後降,其實體現的是中國企業適應國際化,自我求變的過程,未必是壞事。

                      金融危機十年,中國對外開放更進一層

                      2008年金融危機使得全球經濟遭遇重創,中國經濟也一度大幅下挫,貿易活動十分低迷。但即便在此背景下,中國對外開放的步伐也並未停止,反而不斷反思危機的根源,即全球面臨以美元爲主的國際貨幣體系困局,加快推進人民幣國際化進程。

                      金融危機以來的十年間,我在國際投行做賣方宏觀研究,一直重點關注人民幣國際化的方向。圍繞人民幣國際化,我在2010年便提出人民幣國際化需要四大支柱,即利率市場化、彙率市場化、資本項目開放、離岸人民幣市場建設。同時,上述改革的關系應該是相輔相成、協調推進的關系。

                      從近年來的實踐來看,圍繞上述四大支柱的改革都取得了很大成就,如利率市場化改革基本完成,彙率形成機制的市場化程度取得了大幅度提升,離岸金融産品日益豐富,港股通、債券通等機制建立,人民幣也與2016年10月正式納入SDR,這是人民幣國際化進程中的裏程碑事件,意味著國際社會對中國金融改革和開放的肯定。

                      與對外開放的加深相對應,最近十年,中國經濟在全球的地位亦有明顯提升。例如,中國出口躍升爲全球第一,而且遙遙領先第二名,且資本密集型産品的出口份額也在增加,出口結構的轉型升級已悄然而至;中國零售市場從十年前美國的四分之一,一躍成爲全球最大的零售市場,消費潛力巨大;移動支付、金融科技行業、數字科技等新經濟的發展也後來者居上,引領全球等等。在我看來,這一切成就的取得也要歸因于堅持市場化改革以及立足全球的開放之路。

                      當然,有喜亦有憂,當下中國經濟正在經曆一個非常特殊的時刻,伴隨著中國經濟綜合實力的提高與國際話語權的提升,中美之間在貿易、科技,政治、外交、意識形態等領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分歧,有擔憂認爲,中美之間將難逃“修昔底德”陷阱,即守成大國與崛起大國之間的沖突不能避免。

                      那么在這樣一個特殊背景下,如何處理大國關系的變化,如何應對管控分歧,如何延續前期的經濟增長奇迹?對中國經濟而言是個極大的挑戰。结合以往经历与观察,我认为,中国开放之路绝非一帆风顺,其实,亚洲金融危机的做空、中国入世前的内外部质疑、以及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冲击,以往数次挑战不亚于当前中国面临之困境。但以往中国均能妥善应对,转危为机,关键在于始终坚持以改革促进开放,以开放带动改革的成功经验。

                      展望未來,我認爲,延續40年改革開放之路仍是引領未來中國經濟發展的秘籍,在未來一段時間,加快放寬市場准入條件、開啓更大範圍的金融與服務業開放、改善投資環境、加強知識産權保護、積極推進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政府采購協定》進程、確保各市場參與主體的競爭中性等等,絕不僅是緩釋外部壓力的手段,應對中美關系變局的需要,更是中國企業競爭力增強,中國市場更加適應國際化規則,幫助中國經濟延續穩健增長的途徑。需要切實落地,宜快不宜慢,宜早不宜遲。

                      沈建光 京东数字科技首席經濟学家

                      撰文:沈建光

                      審校:勞蓉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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